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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本文最初写作意图是觉得东北近几年发展挺好，有点为东北很多不好名声鸣不平，于是有了想洗白的意图，但居然很多人只看到文章开头“传销”两个字就都炸了（当然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开头每个炸点阅读量会不太好，这算是一点私心），完全不关注后续的论证了（毕竟本文完整阅读率8.57%）。只能说东北兄弟们比较热爱家乡吧，不太允许说不好吧。
写这个又没人给我钱，自己学习思考的笔记而已，大家随意讨论吧，喷也没关系。但无论如何，评论本身也组成了文章和调研的一部分，一篇文章变成了行为艺术展示台，是非对错供大家一起评判吧。
给我上了一趟很好的传播学课，人果然还是喜情绪而厌逻辑，最后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给我标上了“无可靠信息来源”感觉也挺行为艺术的。突然有了种神奇的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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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年，吉林社保就业公共财政支出/税收收入全国第一名，为106%，而这一数值在浙江只有17%。
3）1993年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从高到低排，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就是吉林、辽宁和黑龙江。
4）东北人口减少，第一原因居然不是流出？下降因为女性权利高？祸根早在6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
去过吉林三次，第一次是09年头次见岳父岳母，第二次是14年东三省旅游，前两次的印象可谓明暗分明，明是热情好客的东北人和好吃又大份的东北菜，暗则是冬天东北的破败灰暗和永远被要求拼车、时常拒载但从不打表的出租车。这次已是与吉林相识的第十二年，行程的目的是对城投进行调研。
这十几年市场对东北的评价变化很大，从“俺们内嘎都是活雷锋”到“要啥自行车”的忽悠瘸了，再到东北特钢、大连机床、华晨的接连倒下，以至于“投资不过山海关”，坦率地说我是怀着一种忐忑的心境来长春调研，没有对挖出投资机会有太大期望，但经过几天的调研，我发现大家对东北的偏见有点过深了，觉得有责任对东北真实的情况进行澄清。以下希望大家能抛开段子和固有的印象，尽量客观理性地去分析东北的情况。
说到东北最严重的问题，大家谈的最多的除了营商环境就是人口流失了。2008-2017 东北人口数量下降严重，黑龙江常住人口由3825下降至3788.7万，吉林从2710.5下降至2615.8万，辽宁从4246.1万下降至4196.5万，三省合计减少180.6万人。下图为2017年各省常住人口流向图，东三省稳居后三。
更可怕的是结构性问题：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年龄层次，东北老龄化非常严重，而流出的人口以年轻人为主，这进一步去加剧了东北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第二个人口结构问题是教育层次。东北2020年外出读大学的只有13%选择了回到家乡。而吉林大学、哈工大、哈工程、大连理工、东北大学、东北师范等优秀211、 985培养的出人才，但留不住人才。
人口流出造成了严重后果，劳动力供给短缺只是小问题，因为如果有人才需求，人才还是可以留住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需求不足和财政困难才是大问题。
先说需求不足的问题，民企的生存突然一般是制造业产生的需求和居民消费产生的诸多需求。但东北产业结构是资源型重工业为主，而由于老龄化问题，人口消费能力又一般，尤其是房地产购买力差。这导致了整个东北经济呈现需求不足的局面，而需求不足的局面又导致民企为主的制造业中下游和吸纳就业的服务业的衰落，进一步丧失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形成了恶性循环。居民需求不足+重工业的经济结构=民企没有需求的土壤。
第二大问题是财政，我拉了以下2019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黑吉辽稳居2/5/6名，2020年，吉林社保就业公共财政支出/税收收入甚至达到了第一名106%，而这一数值在浙江只有17%，这意味着吉林2020年的税收全用来给当地人们进行社保就业服务就已经全部消耗完。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呢？原因就是年轻人都跑到外省给人家贡献税收了，年纪大的就在当地养老，消耗着财政。（当然这也和历史的“单位”制密不可分）
东北其实常住人口下降的第一原因个人认为不是人口流失，而是自然出生率的低下。东北三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全国唯一三个负值，如果简单计算东北即便没有人流出，每年也将减少近100万人，十年就是1000万人；而东北08-17年这12年一共才流失180万人。所以东北常住人口减少的第一因素是低自然增长率，而不是人口流失。
为什么东北人口自然怎能故障率如此低呢，一个原因是老龄化死亡率较高，但其实东北死亡率排名仅有4、10、13并不十分靠前，这与东北良好的医疗和较高的城镇化率有较高关系。那么矛头就指向了出生率，东北出生率稳居全国后三位，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东北如此低的出生率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人口老龄化，但大安徽老龄化人口占比也很高啊，咋这么能生呢？背后原因与东北高城镇化率和女性权利高有很大关系。（求安徽人别打我）
第二可能东北城镇化率高。东北不全是黑土地，供应了中国近四分之一的粮食吗？为啥城镇率高？你没看错，2005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城市人口占比分别为全国第5/8/7名，即便到了现在，也有7/18/13名。东北在中国转为外向型经济前，是中国重要的的经济引擎，依附于某个资源和大国企的功能型城市迅速形成，城市化率急速提升。
第三个因素可能是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女性地位高。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同样是北方，同样可能是闯关东来的山东人，为啥都听说山东人打老婆，东北却经常听说过老婆打老公。。（都是开玩笑的谣传）说来可能你们不信，东北1993年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从高到低排，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就是吉林、辽宁和黑龙江。即便到现在东北的这两个指标也在中游靠前的位置。很多人印象中东北是重工业，没有啥科技，但别忘了东北生产了中国第一台火车头，第一辆汽车、第一只晶体管，第一块水晶玻璃，第一根尼龙纤维，现在的生物医药产业、卫星产业、汽车产业仍然是非常优秀的。作为曾经工业科技中心的东北孕育了很多优秀的高校，也使得当地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受教育程度高，而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受教育程度高往往伴随着出生意愿的下降和结婚率的下降和离婚率的抬升，这可能因为女性经济更加独立，意识到自己不是男性的附庸和生育工具，更加愿意追求自身的幸福。这各因素和老龄化一定程度解释了东北地区的高离婚结婚率和低生育率。也一定程度解释了为什么东北老婆喜欢打老公（但其实现身说法，这是谣传，至少我家没有），以及在东北男性做饭是个挺正常的事。
第四个是因为东北人讲政治，科层制贯彻最彻底的就是东北，单位负责一个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仕途钱途，这意味着如果不听指挥，缺乏政治觉悟与政策忤逆，后果非常严重——超生意味着前途的丧失，所以东北是全国计划生育执行最好的地方之一。因而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之后，东北出生率迅速下降。抚养比的抬升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终于在82年的二三十年后开始显现。
小知识：《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指出高城市人口，妇女高社会地位、年龄、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负的，个体工作的政府背景越强，生育意愿越低，拥有农村户口的个体比拥有城市户口的个体倾向于更多的子女选择。
那么东北为啥人口老龄化呢？这是因为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了156项工程集中于机械、钢铁等重工业和军工领域，开起了我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路线，而东北有铁、煤、油，又有人口要素，离着苏联老大哥又近，挨着北京也不远，自然成为了优先发展的对象，全国人民都涌进了东北，经济繁荣使得东北人口剧增，东三省占全国人口数量从50年的7%左右，到大三线年代恰逢生育高峰，而这些人到了2021年正好是50-70岁，成为或者将要成为东北人口老龄化的一份子。换言之东北人口老龄化的祸根早在一五规划的60年前就埋好了种子。
总结，东北人口问题，在60年前就埋下了种子，并且由于东北在改革开放前经济
1962年苏联援建了156项工程三分之一在东北，但当时由于是凭空起产业，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层制组织成为了第一选择（又成为官僚制），科层制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计划经济下，强政府弱社会，政府管一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毫无疑问计划经济下，政府管一切的方式是最高效的手段，所以当时以某个煤矿、钢铁厂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个单位，“单位”负责当地职工和职工家属的衣食住行，从冰棍厂到学校，从幼儿园到养老，这被称为企业办社会，即我们所说的单位制。我印象中小时候爸妈上班不叫“上班”，而是叫“我去单位”，去政府办事较“去机关办事”。现在包括东北及以外的很多原重工业城市比如江西萍乡（@龙龙）很多城市还是留存了这种说法。
国企的大量就业岗位，女性劳动参与率高，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也跟随提高。此外权力真空是很难长期维持，官僚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管理秩序，也拓展到了社会秩序。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父母对于官职高低有着天然的渴望和向往，在北方很多老工业区，当官比当老板更为家族争光。
此外由于缺乏监督和权力的集中化，大包大揽式的政企不分导致了公权力的私人化，也导致了寻租空间的产生，托人办事在诸多老国企集中、科层制盛行的地方就成了一件非常经济的事情，我记得我还在原来家乡上学的事后，买个火车票、看个病挂个号、上个学、找个工作多多少少都要找个熟人去“托人办事”。腐败的根源不是人怎样，而是是否有没有监管和制衡的绝对权力。而单位管一切采用科层制无疑创造了诸多缺乏监督的权力，也成了腐败的温床。而后续的国企改制过程中，原有的组织机制被打破，而新的管理机制还未形成，混乱之下就更容易产生监督真空，产生了诸多寻租者和贪腐现象。
而在企业之间，依附于熟人社会和宗族关系的团体一旦形成，就会形成相互依赖的小团体，圈外企业想进入这个生态的难度就大大加大。熟悉当地政治经济生态的企业的寻租，带来的就是外来企业的无租可寻，生活空间遭到挤压。冗余的官僚体系也会造成权力展示、权力争夺和责任推脱的行为，导致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这些都会造成营商环境恶化。
80年代末、90年代，全国大力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物价闯关、亏损企业企业破产阶梯、工人下岗，忧伤不仅覆盖了华北平原，更覆盖了东北平原，那个石家庄人被杀死了，很多全家依附于“单位”的人也被“杀死了”。中国1993-2004下岗职工人数3000人万，东北占了四分之一，如果考虑到家庭人口，那就是近9000万人收到了波及。东北由于经济体制过于单一，并且改革进程过快，导致了整个社会“休克型”停摆，经济供需循环被瞬间打破，这使得经济迅速缩水和崩溃下，创业也变成了一种困难，比如如果只是你自己一个人下岗了，你可以公司旁边开个煎饼摊，给工厂人供应早餐。但假如你身边人都下岗了，消费能力都没了，你会发现你的煎饼都没人买。而你的煎饼卖不出，赚不到钱，你也没法去菜市场买赵四的酱大饼当晚餐。赵四赚不到钱，那么张三也。。于是粗暴过于快速的下岗潮使得经济迅速停摆。
大量失业人口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犯罪率大幅提升，例如《社会转型背景下城镇失业率对财产犯罪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86-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失业率每提高1个单位，财产犯罪率上升9.4%，城乡收入差距每提高1个单位，财产犯罪率上升42.09%。
此外“单位”解体后，失去归属感带来的失落感为、黑社会和传销的发展腾出了空间。人是社会性动物，以前的单位不仅仅容纳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更容纳了人们的人际关系，当人脱离单位这个小社会后，不仅仅丢失了经济来源，更丢失了诸多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无法得到满足。基于过往几十年集体生活的经验，人们会更倾向于回归到某一个团体，特别是类似于科层制有权力层次结构的团体。于是、黑社会、传销这种能够提供这些心理需求的组织就很容易有滋生的土壤。这就是东北能产生法伦gong，原来黑社会和传销多发的原因，而前几年抖音第一男子cosplay黑社会天团的“天安社”也一定程度满足了东北人特有的强归属感需求。此外这是否影响了东北人的脾气，例如东北兄弟很豪爽，也喜欢称兄道弟，是否与天然的热爱集体归属感有关不得而知。但是结果就是这种脾气，让东北人蒙受了“很社会”的刻板负面的印象。（没有对此话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只是进行初步探讨，肯定这个只是因素之一，东北人豪爽肯定与更深层次的历史有关，例如接纳闯关东难民的豪爽，例如清末迁入关东后，权力真空后的抱团和权利争夺，又例如抗日时期形成的强烈的爱国情绪，又如建国后作为经济前沿也是政治前沿的高觉悟或者渔猎民族天然的性情）。
中国很多城市都是依靠一个林场、一个煤矿、一个钢铁，以一套“单位”的形式，组织成的功能型城市。例如鞍山、攀枝花、鸡西、大庆等等（见下面资源枯竭型城市表）。这种组织方式是没有传统的农业转工业的传统进化过程的，而是平地起高楼，形成城市，所以东北历史上城市化率很高。
但这也产生了很大问题，由于功能型城市的居民全都依附于一两个产业，甚至一两个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都是资源高度依附，计划经济引导的企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当地资源的枯竭，这些企业创造收入和利润的能力就会大大下降，与此而来的就是城市功能的消退和当地人口的失业问题。而传统的行政机制内的庞大人口和组织机构作为原得利者，在经验上依附传统的组织经验，在经济上以来传统的组织模式，自然更倾向于维持原来现状，因而难以短时间清除。效益创造力下降，但单位和机关管理费用仍然维持原状，这就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导致收入和费用的不匹配，当地企业难以维持，当地财力也随之崩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北社保就业保障支出/财政收入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也及时了为什么人均产钢量越靠近东南越高，越原理东南部越低，而本钢、攀钢苹果美区id小火箭、鞍钢则人均产钢量最低，只有沙钢十分之一不到，背后是依附于“单位”的庞大的人员和家庭。
这种体制带来的经济、财政、社会问题彼此交叉，解决起来十分困难，经济方面，这种城市形成的低效官僚体制和强大的国企挤出效应和消费不足等问题，使得营商环境极差，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形成；财政方面，人口流出叠加人口老龄化叠加失业高增，导致财政压力极大，无力力保国企，也没有继续为僵尸企业输血的必要；社会方面，如果清退这些老人就意味着失业、上访、犯罪等问题，难以一下子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这在计划经济繁荣的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最为突出！（有人说大刀阔斧改就完了，把这些人开了不就得了。这种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呢，大家可以参考“吉林通钢总经理被职工打死事件全记录”aspx?id=7079。对于东北很多一辈子贡献给单位的这些人，让他们离开单位就是要他们全家的命。）
那么就出现了当地国企，“社会责任”清不掉，政企之间分不清，营商环境改不好，经济财政起不来，当地很多僵尸国企就成了当地政府把不得赶紧处理掉的烂摊子，但是搞不好，产生社会问题，官帽子是要掉的，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贪腐抓进去和破产高度相关，就拿永煤陈雪枫和东北很多案例，前任进去了，后任就可以甩锅给前任，所谓新官不理旧账，企业出事都是因为亲任贪腐，借的钱和我没关系哈，我不还了。此外中央号召“市场化”解决债务问题，很多官员就想就这这个政策东风赶紧解决当地心头大患。于是国企纷纷出问题，正是这个背景。
所以国企投资不过山海关改为了不过南宋地图，只是因为南宋地图恰好与我国第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岔开而已。而东北违约频发，尤其是沈阳，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计划经济和资源枯竭留下的老国企带来的财政问题在这些地方最为剧烈，赖账比化解更加经济，更为可行。本质是一种经济和财政角度的理性选择。因为一个经济上的选择盲目开地图炮攻击所有东北省份，所有东北企业，甚至东北人是不科学的。
至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历史与东北兴衰这个话题，内容太多，话题太大，实在写不动了，放几个图吧。下次结合中国工业发展史和体制演变再搞一篇专门讲。
简单来说东北的衰落其实只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下的一个影子和映射。东北的兴旺源于中国计划经济下，内向型的，重工业发展为重点的路径。
而衰败是因为中国转为市场化经济，重工业转向轻工，内向型转为外向型，东北除了沈阳位于内陆（这也是为什么沈阳在东三省发展仍然可以延续，而黑龙江和吉林衰败速度更快一些），中国经济重心由当时的贴近苏联老大哥的东北，转向大三线工业安全的内陆，再到东南沿海。
东北离中国的经济引擎的地理位置越来越远，产业的下游需求越来越弱，引以为豪的原料禀赋越来越枯竭，传统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根深蒂固难以掉头，营商环境造成新经济动力无法兴起，叠加人口恰逢老龄化周期，过早城市化带来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于是乎地产周期也没赶上。彻底陷入了人口下降、经济衰落的恶性循环。
说到底，东北兴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内向型经济发展大方向，衰落也是因为中国经济市场经济、外向型发展大方向的扭转，东北是一个最典型的缩影而已。就像发达国家的随着产业转移德国鲁尔区、美国铁锈区、底特律的衰落，东北其实是一样的。
对于投资不过山海关，我曾听过某些人讲东北忽悠太多、腐败太重、官僚气息太强、甚至有点不诚信于是乎东北没落了，这是活该。这种因为营商环境所以东北衰落的论点不仅这几年民间广为流传，如果搜东北衰落的论文，你会发现几乎所有论文都会多多少少把锅甩在这上面。那么东北的营商环境怎么样了？
根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出品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东三省营商环境排名为20/21/22（共31省份）。排名确实不高。
我们再看分项，东北三省在社会信用方面排名并不很差，这个指标采用的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信用状况简报的研究成果，指标构成采用了不良信用事件占比、列入是信用单、信用意识和制度建设等维度，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权威的。从这个角度说东北人不讲诚信，至少国家信息中心这研究是没有佐证这个论点的。
从政府廉洁看，根据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人大国务院系列报告之《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东北清白指数虽然不靠前，但也是勉强能看的，如果以贪腐解释经济衰退，那比东北清白指数更低的河南、湖北、湖南的经济快速增长就无法解释了。当然如果回退5年10年，那东北的廉政问题确实比较严重，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调研的企业中很多的前领导曾经因廉洁温恩提抓紧去，但目前的城投对于廉洁问题都非常重视，因而廉洁问题在东北属于弱底子，但是在改善。
但是有几个营商环境指标，东北确实要明显薄弱——融资、政府效率、司法公正；另外看得过去，但稍弱的还有竞争公平、政府廉洁。
总结起来东北其实在社会信用尚可，贪腐问题虽然严重，但已在努力改进，东北也意识到了政府低效运行给当地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放管服”和廉洁方面努力改进之中。但民企抱怨的是难以融资、政府效率仍然较低、司法公正下隐藏的市场精神没有得到贯彻、国企对于民企生存空间进行了很大的挤压。而其中的难融资现象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发展的缓慢，诸多研究还将问题指向了当地大国企对民企融资的挤出。当然挤出的不仅仅是融资、还有行业准入、不公平的税费优惠等问题。根源均指向了东北长期以来以国企为主的经济结构。
所以说东北人不行导致经济衰落其实是不对的，背后有国企为主经纪结构通过多重路径导致的营商环境恶化。
1）东北人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口下降，更在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即老龄化和高层次人口流失。这些源于60年代人口快速增长后的人口衰老周期，产业结构带来的快速城镇化、现代化，这使得女性生育意愿下降，而科层制下计划生育的高度贯彻加剧了人口问题，营商环境变差、经济转型慢使得劳动力人口流出。这加剧了东北的经济恶化并且产生了财政和社会问题。
2）计划经济下的科层制作为当时先进也是最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管理机制，客观上促成了建国后三十年东北乃至国内重工业的快速崛起，也为后来的贪腐美区苹果id被禁用怎么办、营商环境恶化埋下了种子。这些问题在中国经济改制后集中爆发，并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为、传销、犯罪提供了滋生土壤，并一定程度上让全国形成了对东北的刻板负面印象。
3）企业办社会，单位管一切的“单位”组织形式，使得政企不分，企民不分，改革难度极大，东北企业社会责任很重，营商环境难以转好，财政压力大，最终国企成为了烂摊子，一旦中央风向配合或者官员落马就会形成争相逃废债的景观。这个问题其实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通病，地理上恰好形成了国企投资不过山海关，甚至南宋地图的市场标签化刻板印象。
4）东北其实在社会信用尚可，贪腐问题虽然严重，但已在努力改进，东北也意识到了政府低效运行给当地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放管服”和廉洁方面努力改进之中。但民企抱怨的是难以融资、政府效率仍然较低、司法公正下隐藏的市场精神没有得到贯彻、国企对于民企生存空间进行了很大的挤压。而其中的难融资现象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发展的缓慢，诸多研究还将问题指向了当地大国企对民企融资的挤出。当然挤出的不仅仅是融资、还有行业准入、不公平的税费优惠等问题。根源均指向了东北长期以来以国企为主的经济结构和计划经济残留。
至于整个这70年的故事、各类传导路径、东北振兴政策、能不能买东北的债等内容就非常有意思了，篇幅有限，我们下期再叙。
面试的时候总爱问一个问题“研究员是怎样的创造价值的”，作为一个研究员，尤其是信用研究员，在控制风险基础上努力寻找α，既是对就职公司的负责，也是对自己职业使命的一份责任。标签式的一刀切行为本质是研究深度的不足导致的以偏概全。理性客观是我们作为研究员的立身根本，随波逐流，盲目开地图炮，最终让本该健康发展的企业融不到资，出现经营困难，本质是我们作为研究员的失职和这个行业的失败。希望大家可以多往东北跑跑，亲眼看一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说东北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就应该衰败。恰恰相反，此次长春的调研我深深感受到了东北巨大的变化和当地人民拼尽全力的努力！当问及托人找工作的事情，当地人跟我说改变很大。调研的吉林银行董事长精神抖擞地介绍公司的廉政工作，和如何重视人才培养，薪水向一线城市看齐。申万陪同的同事和领导名校辈出，综合素质很高，眼中都闪烁着对深信家乡会变得更好的光芒。城投的领导纷纷外出去其他省份调研，跟我们热情分享学习心得，热切期望我们支援东北投资。当然最让人欣慰的是，网约车干掉了不打表的出租车，我终于不用看出租车司机脸色了。
历史的车轮曾经撑起了东北的发展，也曾将它无情地碾在脚下，而它依旧在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沉稳甚至有些冷酷地向前行进，而在这个车轮旁，我看到东北人民正暴土扬长的崎岖道路上，正迈着大步，努力向前奔跑！
东北人口为何外流：一个工业化城镇化的视角–基于黑龙江省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